专家之声｜梁希：中国宣布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意味着什么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宣布了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关键参数：

一是本轮中国提出的NDC目标，首次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后的总量控制任务，展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立场。整体上国际社会比较肯定中国的减排承诺和战略定力，但仍然有部分国际组织和专家认为NDC的目标减排力度不足。事实上2030至2035年是中国从碳达峰迈向碳中和三十年的首个五年，需要发展思路的深刻改变，从而引导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大幅度变化，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的工作。现在不少地方政府仍计划上高排放项目来拉动经济，新建煤化工等高排放项目可能会运行数十年。要在十六五实现7%以上的排放下降，大约每年减少2亿吨，还需要做出不少努力，并在十五五提前做好规划。

二是从过去的二氧化碳管控提升到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排放治理。全球约四分之三的温室效应由二氧化碳导致，其他影响显著的温室气体包括甲烷、氧化二氮、氟化气体等。甲烷排放主要来源于畜牧业和能源；氧化二氮主要来源于农业氮肥和工业活动；氟化气体，包括氟氯碳化物（CFCs）、氢氟碳化物（HFCs）等，主要来源于制冷剂、气溶胶推进剂和工业生产等领域。

我国2021 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即LULUCF）约为129.99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不包括LULUCF，2021 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143.14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虽然过去也有一些基础数据和统计，目前二氧化碳以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和核算体系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非二排放的监测和统计能力。预计十五五初期还需要加强非二监测和提升科学核算能力，从而计算出各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达峰的数值。

三是考虑碳汇和负碳技术。净排放意味着考虑了负排放来抵消，需要考虑基于自然的负碳技术（包括森林碳汇和海洋碳汇）。森林碳汇有许多核算方法，但仍然有很大的争议和不确定性。森林蓄积量的目标意味比2024年蓄积量提升20%，可能会意味着比2030年的蓄积量提升10%，碳汇还会有显著的贡献，2035年实现比达峰贡献约1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量。海洋碳汇的不确定性更大，需要加大力度研究和完善。除了基于自然的负碳技术，未来还需要考虑工业负碳技术（CDR），比如直接空气碳捕集（DAC）、生物质结合碳捕集（BECCS）等技术。工业负碳技术成本较高，预计十五五和十六五期间会有不少示范项目，但不会广泛应用。

四是可能需要再定义碳达峰的范围。过去中国提出的碳达峰，指的是二氧化碳达峰。这回提出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目标，与之前二氧化碳达峰不完全一致，或需要重新定义和讨论。如果二氧化碳达峰在2030年前，温室气体净排放达峰是否也在2030年前呢？

五是风光装机目标能够给电力系统带来温和的排放强度下降，工业和交通减排压力显著。2035年NDC提出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力争达到36亿千瓦。2020年的风光装机为5.35亿千瓦。2024年风电、光伏累计装机12.1亿千瓦。NDC目标意味着风光装机在未来十年时间，增加大约180-200%。。

2024年中国全社会用电9.8万亿千瓦时，其中3.46万亿千瓦时来源于可再生能源（1.83万亿千瓦时来源于风光发电）。按照5%的年均用电增速，2035年全社会用电量会达到16.8万亿千瓦时，届时风光发电量会超过4.8万亿千瓦时。电力系统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会由2024的略高于25%，上升到约40%，而其中风光电力的比例会从2024年的不到18%上升到接近30%；度电碳排放强度可能会下降到450g/kWh以下。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电气化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电力需求不断上升，即便风光发电量占比大幅度上升，由于火电排放强度下降潜力不大（利用小时数下降带来的效率下降和排放上升抵消了机组增效的潜力），未来十年的电力系统总排放还会有较大的上涨，对实现NDC目标有一定压力。如果上述计算成立，工业（钢铁、水泥、石化等）和交通的直接排放减排压力较为显著。

六是强化环境权益市场的作用。在十六五期间，碳达峰后的总量控制目标额度将会更加清晰，有利于使用碳市场总量与交易原则来引导和提升全社会减排效率。另一方面，目前正在不断推进电力市场改革也将为NDC目标的实现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系统成本。电力市场改革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体系需要的灵活性资源而言尤其重要。

从国家角度，在新建项目碳评价和地方碳预算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未来的转型风险，不能仅考虑对十五五目标的影响。从地方政府的角度，需要提前考虑和谋划2035年减排目标对地方碳预算和产业发展的影响。由于未来的碳排放管控政策会趋于严格，金融机构和企业需要理解实现2035年目标过程中可能会制定和使用的政策工具，做好转型情景分析，开展转型风险管理、转型风险压力测试、开展转型能力分析，避免搁浅资产带来的违约。

作者：梁希，伦敦大学学院基建可持续转型教授、中英（广东）CCUS中心秘书长